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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去世一年多了。
在此之前，不管有多忙，我每个月都会从香港回广州一两次，去那里看望老母亲。一位老人，全身都是伤，怕时间不长。我可以和她呆一会儿，即使我只是静静地坐在她旁边。
母亲98岁去世，长年失明。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我不喜欢说话，听别人说话时也很冷漠。我经常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用手指感受周围的东西，通常是几张纸巾或牙签。她只能通过呼吸感觉到其他人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揉着她那蓝纹的手，传达着爱和同情。
我母亲是一个陌生的女人，她来自澳门的一个富裕家庭，就读于英国圣罗萨的一所著名学校。她应该嫁给一个合适的家庭，并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生活。然而，日军侵华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她从抗日歌剧团的热血少女，变成了持枪的抗日战士。一次，抗日游击队告密，被日军包围。他们的母亲在袭击中受伤，并被日军炮弹晕倒。她腿上散落着无法取出的贝壳。
我的外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，未必通晓家国情怀，但对女儿的选择从不阻拦，并以母亲的大爱暗暗支持爱女的行动。
外婆一直随舅舅生活在香港，一年一度回广州探望母亲一家。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日子里，母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“揪”出来，困在单位“劳动改造”，一度失去人身自由。外婆在这段日子里去世。舅舅来电报说外婆的棺木放在了殡仪馆，请他的姐姐、我的母亲过去主持盖棺下土的大事。母亲身不由己，复了无奈的电报，大意是：未可赴港，万事请弟代办主持。
这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。
母亲去世前两年，我如常回广州看她，那时她已长住医院，正步步逼近油枯灯灭的大限。
那是個夏日下午，母亲刚被护工洗过头，灰发柔顺地伏在头上，面容显得丰满而精神。我进病房时叫了她一声，她扬起了双眉寻找声源，神气有些雀跃，好像盼我很久很急切似的。
“我有件事想拜托你……”母亲的教养令她说话一直都很有礼貌，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女。
我忙应道：“妈，有事尽管说。”
“你帮我把外婆的棺材盖上盖儿，再找个地方把她好好葬了。”
我惊愕，一刹那间还有些悚惧。但母亲神情平静，丝毫不像在说谵语。她绞着十指间的纸巾，平静地说：“棺材盖儿老开着，外婆的尸首都变绿，长毛了，还是要入土为安。”
我眼前即时出现了一具棺木，那里躺着我的外婆，正呈现着母亲描述的情态。我慌了：“可是……可是又到哪儿去找外婆的棺材呢？”
“元洲村。”母亲平静、清晰地吐出三个字。
我在香港住了多年，从未听说过这个地名。元洲街倒是有一条，它深藏在二战前未经严格规划的深水埗街道里，既不现代，也不豪华。母亲年轻时跟外婆住过那一带，它或许与殡葬有关，甚至只是一个“村”。
母亲在最后的日子，为几十年前未能亲自为外婆盖棺，在脑海里绘画了一幅奇幻、甚至有几分恐怖的画面，急切要完成一桩念想。
我决心帮母亲了结这个心愿，应道：“好，我回香港就办。”
那天告别时，母亲又吩咐：“看要花多少钱，你先记下，由我来付。”
20多天后再回广州看望母亲。刚坐下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问起，我居然把事情忘光了！这会儿只好答应：“哦，那事啊？都办好了……”
母亲的口气竟有点紧迫：“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我这时便语塞：“就是……在你说的那个地方……”
“元洲村吗？”母亲又把那三个字说得字正腔圆。
“对对对……就是元洲村！”如果母亲的眼睛能看到我，一定能发现我是在撒谎。
“找了你表舅帮忙吗？葬在哪儿了？”
除了我，表舅是母亲家族在香港唯一的亲人，她与他小时候在香港一起成长，情同姐弟，感情甚至比跟我的亲舅舅都要好。
我无奈之下，只得编：“没去惊动表舅。找了两个工人把外婆葬在一个山岗边……妈放心，那儿很清静，不会有人来打搅外婆的。”
母亲说话素来“牙齿当金使”，又提起了旧话：“花了多少钱？你到三妹那儿取吧。”
三妹替她管着账。
我只得答道：“5000元……妈，钱由我付吧，外婆自小就疼我，就当是我的孝心。”
我的眼泪已渗了出来。
母亲长舒了一口气： “嗯，别老操心。”
之后，我每次去看她，她也会提到棺材的埋葬。后来妈妈不提了，心里的愧疚也越来越严重了……后来，她平静地离开了。
一年多来，我对母亲的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强烈，但我也有点庆幸与母亲编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它让母亲放下了多年的内疚和遗憾，为她完成了最后的想法。这个思想的关键词是奶奶和香港，这是我母亲生活中重要的人和地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