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去世一年多了。
在此之前,不管有多忙,我每个月都会从香港回广州一两次,去那里看望老母亲。一位老人,全身都是伤,怕时间不长。我可以和她呆一会儿,即使我只是静静地坐在她旁边。
母亲98岁去世,长年失明。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,我不喜欢说话,听别人说话时也很冷漠。我经常只是静静地坐着,用手指感受周围的东西,通常是几张纸巾或牙签。她只能通过呼吸感觉到其他人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揉着她那蓝纹的手,传达着爱和同情。
我母亲是一个陌生的女人,她来自澳门的一个富裕家庭,就读于英国圣罗萨的一所著名学校。她应该嫁给一个合适的家庭,并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生活。然而,日军侵华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她从抗日歌剧团的热血少女,变成了持枪的抗日战士。一次,抗日游击队告密,被日军包围。他们的母亲在袭击中受伤,并被日军炮弹晕倒。她腿上散落着无法取出的贝壳。
我的外婆一直在家相夫教子,未必通晓家国情怀,但对女儿的选择从不阻拦,并以母亲的大爱暗暗支持爱女的行动。
外婆一直随舅舅生活在香港,一年一度回广州探望母亲一家。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日子里,母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“揪”出来,困在单位“劳动改造”,一度失去人身自由。外婆在这段日子里去世。舅舅来电报说外婆的棺木放在了殡仪馆,请他的姐姐、我的母亲过去主持盖棺下土的大事。母亲身不由己,复了无奈的电报,大意是:未可赴港,万事请弟代办主持。
这已是多年前的旧事了。
母亲去世前两年,我如常回广州看她,那时她已长住医院,正步步逼近油枯灯灭的大限。
那是個夏日下午,母亲刚被护工洗过头,灰发柔顺地伏在头上,面容显得丰满而精神。我进病房时叫了她一声,她扬起了双眉寻找声源,神气有些雀跃,好像盼我很久很急切似的。
“我有件事想拜托你……”母亲的教养令她说话一直都很有礼貌,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女。
我忙应道:“妈,有事尽管说。”
“你帮我把外婆的棺材盖上盖儿,再找个地方把她好好葬了。”
我惊愕,一刹那间还有些悚惧。但母亲神情平静,丝毫不像在说谵语。她绞着十指间的纸巾,平静地说:“棺材盖儿老开着,外婆的尸首都变绿,长毛了,还是要入土为安。”
我眼前即时出现了一具棺木,那里躺着我的外婆,正呈现着母亲描述的情态。我慌了:“可是……可是又到哪儿去找外婆的棺材呢?”
“元洲村。”母亲平静、清晰地吐出三个字。
我在香港住了多年,从未听说过这个地名。元洲街倒是有一条,它深藏在二战前未经严格规划的深水埗街道里,既不现代,也不豪华。母亲年轻时跟外婆住过那一带,它或许与殡葬有关,甚至只是一个“村”。
母亲在最后的日子,为几十年前未能亲自为外婆盖棺,在脑海里绘画了一幅奇幻、甚至有几分恐怖的画面,急切要完成一桩念想。
我决心帮母亲了结这个心愿,应道:“好,我回香港就办。”
那天告别时,母亲又吩咐:“看要花多少钱,你先记下,由我来付。”
20多天后再回广州看望母亲。刚坐下,母亲就迫不及待地问起,我居然把事情忘光了!这会儿只好答应:“哦,那事啊?都办好了……”
母亲的口气竟有点紧迫:“在哪儿找到的?”
我这时便语塞:“就是……在你说的那个地方……”
“元洲村吗?”母亲又把那三个字说得字正腔圆。
“对对对……就是元洲村!”如果母亲的眼睛能看到我,一定能发现我是在撒谎。
“找了你表舅帮忙吗?葬在哪儿了?”
除了我,表舅是母亲家族在香港唯一的亲人,她与他小时候在香港一起成长,情同姐弟,感情甚至比跟我的亲舅舅都要好。
我无奈之下,只得编:“没去惊动表舅。找了两个工人把外婆葬在一个山岗边……妈放心,那儿很清静,不会有人来打搅外婆的。”
母亲说话素来“牙齿当金使”,又提起了旧话:“花了多少钱?你到三妹那儿取吧。”
三妹替她管着账。
我只得答道:“5000元……妈,钱由我付吧,外婆自小就疼我,就当是我的孝心。”
我的眼泪已渗了出来。
母亲长舒了一口气: “嗯,别老操心。”
之后,我每次去看她,她也会提到棺材的埋葬。后来妈妈不提了,心里的愧疚也越来越严重了……后来,她平静地离开了。
一年多来,我对母亲的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强烈,但我也有点庆幸与母亲编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它让母亲放下了多年的内疚和遗憾,为她完成了最后的想法。这个思想的关键词是奶奶和香港,这是我母亲生活中重要的人和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