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一个曹雪芹。 是人著了书，也是书造就了人。著书或许需要一生，但书却让他千秋传名。
这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，也是一本充满悬念的残本。无论是博大精深还是悬疑，都受到后现代红学的研究。这不是我这一代愚蠢的人所能理解的，也不是本文的重点。因为问鼎中原，不仅需要霸道，更需要智慧和谋略。无论是《红楼梦》还是后现代的红学，我的自知之明只给我一副欣赏与崇拜，因为它太重了。
在第五个千年的中华文化中，司马迁不多，苏轼少，曹雪芹少。然而，经历了司马迁的气度、苏轼的风风雨雨、曹雪芹的堕落之后，他们也许没有被世人铭记，而是被后人铭记。纵观三君的生活，能忍辱负重，能流离失所，或一穷二白。“人生三千言，一个字不省饥”，这也许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困倦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荒凉。大概他们的名气，和他们的时代一样大，不能放在一边，只能放在后世的悠久历史中。
他们在什么时代不守规矩，什么时代出名，什么时代他们在生活中悲伤。但后人的崇拜、赏识和崇敬，使他们的功名如同时间一样永恒。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被抛弃了，但他们为后世乃至后世的人们所敬仰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冲突，它们是在冲突中实现的。他们从来没有刻意追求名气，但在他们的行动中，谁也把握不住。他们不一定是膝盖，但他们的成就来自膝盖。
海内文章落布衣，对于任何时代都不俗套。因为文人的生命是你的文章，而文章来源于生活。文章的好坏，往往来源于你深入生活的程度，来源于你看待事物的高度，来源于你一颗童稚的自然之心，最后才是你的才智。
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、盛唐诗歌的开化情怀，与魏晋的玄学和元代的戏曲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是什么造就了文人的跌宕起伏，是朝代更迭中的执政者的态度。我们今天仰望元代的名流，他们近乎都来自社会底层。他们的视角，他们的才气，他们的经历，凝聚了一道久盛不衰的光芒。他们不是布衣，却似布衣。他们的价值是在政局的打压下，而变得光彩夺目。
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，曾经的重农拟商一去不复返，高科技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在曾经的重农时期里，人们内心深处的平静被打破了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打破，甚至是颠覆。
人们在宽松的政策下，在自由的言论下，在衣食无忧的境地里，无限度地放大着自己的欲望。“浮躁”不再是一个词汇，而是这个时代人们灵魂深处日益壮大的东西。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为了寻找眼前的利益，他们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嫁接过来，转化成自己的。有时候纷乱让人难以识别真假，有时候纷乱让人难以分辨善恶。
在文化的领域里，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无外乎与此。曾经的布衣心态无从寻起，只是在高产延续着 ，被这一代人叫好的文章。一个作家，出过多少本书，发售量多大，得过什么奖。（当然这并不代表全部。）
试想一下，司马迁用十四年写了一本《史记》，曹雪芹用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未了的《红楼梦》。如果需要评审的话，我们又该如何来论赏，是一枚奖章，还是发行量。也许在此时我们忽略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永恒的文化价值。当我们的眼光在奖章上、发行量上，出书的数量上，甚至是在这一举动等价的市场价值上。那么我们从文化的生命力上，又考虑过多少。
当我们在寒酸的时候，把我们的文人身份当做一种谋生的招牌时。我们是该庆幸于这种不拘一格的革新思路，还是该悲哀与我们文人身份的破落。“平生三千字，一字不救饥。”或许只是一种落魄，而不是一种沦落。我无从说起，因为辩证的论说里有其合乎情理的部分。而我倾向于心中流淌的这行文字。
下来，给大家讲个故事。在某市的菜市场上，出现了作家肉店的招牌。出于好奇，很多人来这里光顾生意。记者采访时，老板拿出了自己的作协身份证和部分作品。根据老板的意思，你从屠夫那里得到的物质基础必须支持你的写作。
中国很可能有一块海洋岩石，他想跟随这些脚步。但是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生活方式，但我们不能将可能毫无价值的神圣声誉作为我们利益的筹码。这样一来，你就赚了钱，“作家” 这个名字可以等同于卖肉。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私刑一大群与你有同样身份的 “文人”。虽然有时你可能会被迫。
说了很多，我只是一个没有证件的小文人，正是因为小，才看得清，敢说。我希望我们这些穷或富，或有证据或论文，有兴趣学习的人，能够把文章带出国门，在喧闹的平静中写作。但愿国家的文章能在文化的土壤中生根、发芽、生长。也许后世的文化坐标中就会有你的位子，因为你自然而然地创造了自己，因为你以平常心成就了自己，因为你的笔墨有着永恒的文化价值！
